在这个炎热盛夏和浮躁的尘世间，总有些事会令人持久地感怀。7月上旬，民盟温州市委召开的缅怀费孝通纪念座谈会便是，今年是费老诞辰100周年。

　　温州人对已故费老是有着特殊感情的，改革开放以来，他曾三度莅温，写下三篇大作。在温州备受姓资姓社责难的最困难时期，《小商品，大市场》给了我们坚持温州模式的勇气和力量；在南巡谈话后的温州二次创业中，则授我们以《家底实，创新业》、《筑码头，闯天下》的发展思路，推动温州的民营经济发展和市场机制完善……笔者应邀与会，叨陪末座聆听发言，缅怀费老功绩，联想甚多。

　　笔者的联想有两方面。

　　一是作为温州人，我为是费老三莅温州的受惠者而感恩。回想上世纪计划经济时期，温州人是最被人瞧不起的，凡从上海乘轮船回温州，在十六铺或公平路码头上船时，必被“红袖章”百般搜查，盘问，温州人被视为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投机倒把分子！而今天，你若说自己是温州人，必被高看一眼，不仅钱多，而且勤劳，聪明，能干……

　　二是作为温州记者，笔者深切地感受到了全国对温州的关注和巨大支持。上世纪80年代，除费孝通外，像于光远、吴象、董辅扔(“示”傍)等知名学者，像杜润生这样党内农村政策的资深高层也数度来温。在对温州还有争论的政治敏感时期，这是不容易的，是需要胆识勇气和无私无畏精神的。

　　1986年各界人士纷纷来温考察、学习、调研……以致于当时南方一大报有“八六年是温州年”之说，正是因为有了这么多人的关注、支持与力挺，温州才有今天。

　　其实他们中的许多人一直在关注着温州的发展，杜润生曾说：“温州是我的终生课题”。2008年庆祝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笔者受命赴京，采访时已95岁高龄的杜润生同志，因为是温州的同志来了，杜老欣然受访。我们说感谢杜老对温州的支持，没想到他翘起小姆指，说：“我是这个，我只做了这么一点点，是你们教育了我……”他还题词：温州地区曾制度创新，今天还应力争上游。

　　算起来，依然健在的杜老今年97岁了。30多年来，温州的发展离不开许多像费老、杜老这些学界高层的支持。中国有“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之说，是个重感恩、重回报的国度，温州人更是重人情。那么，今天温州正处于盛名之中；盛名之中的温州，在科学发展和民生等方面，又存在不少问题，我们应当怎么做呢？

　　那便是不断创新，努力走在科学发展的前头，诚如杜老所言：“温州地区曾制度创新，今天还应力争上游。”

　　这，就是我们最好的感恩回报；这，也是纪念费老诞辰百年座谈会给予我们的启示、责任和使命感。

　　补充：

　　因时间关系，作者未能在会议上发言，之后将发言内容写成以上文章，刊发在7月20日的《温州都市报》。因为场合、对象等原因，并因是书面文字，故未能将作口头发言时准备要讲的一个观点写在文章中。现补充如下：

　　笔者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温州获得了巨大的声誉，这种声誉当然是温州干部群众的拼博取得的，但也离不开许多像费孝通、杜润生这样人物的支持(当时，中央机关各部门，全国许多省、市、区的主要领导都曾前来温州考察)因此温州应在适当时机、以适当方式表示我们的感谢。

　　本来在2008年改革开放30周年时，温州应召开一个会议或以其它方式表达对全国各界的支持，但那时我们没做这项工作，留下了遗憾。不过机会还有，今年是邓小平南巡谈话发表30周年，温州是在邓小平南巡谈话才“翻身”的，因此，我们是否应当抓住这个以表达温州的感谢。

　　我以为，这个“感谢”还应当是以温州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出面的。对象应是当年曾来温州考察的省市级领导干部(当然其中许多人都年事已高或已去世，我们可以邀请他们的后人)，其形式可以是实体的大会，也可以通过网络等(同一天在全国各知名门户网站，发布感恩广告)。此举可以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同时也可使我们进一步加深对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改革开放思想、方针、路线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