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 洪振宁

　　费孝通先生生前三次来温州，写了3篇文章，分别是《小商品大市场》(1986年)、《家底实创新业》(1995年)和《筑码头闯天下》(1999年)。每次，他都在关键的时候来，并对温州改革发展实践中的新情况进行生动活泼的研究和探讨。

　　把温州模式定义为“以商带工”

　　费孝通先生1986年2月28日至3月6日来温州，随后写下《温州行》(又名《小商品大市场》)，发表在《瞭望》新闻周刊1986年第20-22期上。文章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鼓舞了正在锐意改革顶住各种压力的温州人民。

　　1983年底，费孝通先生在江苏考察时撰写《小城镇再探索》首次提出并初步论述了苏南模式。

　　1984年底，经济学界有人提出了“温州模式”这一概念，“温州模式”往往成为来温州考察的专家的“口头禅”。温州本地的干部群众更多的是称“温州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新格局”，或称为“温州经济格局”，外地来温州考察的一些专家也称之为“新路子”。

　　1984年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发表以后，理论界对温州实践的探讨日益展开。1985年4月14日，中共温州市委向省委并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报送《关于温州农村发展商品经济情况的报告》，汇报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温州农村经济日益活跃的实际情况，总结了几个方面的工作。报告把温州农村经济发展格局称为“模式”。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消息，同时配发了题为《温州的启示》的评论员文章。“温州模式”，首次出现于大众媒体。

　　实际上，提出并研究“模式”的最重要的学者首先是费孝通先生。

　　他后来多次阐明“模式”的内涵并说明是如何提出的。在我主编的《温州改革开放30年》一书中有较多的引文和概述。

　　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过程。费老提出和探讨“模式”，是为了推动实践的新发展；是对发展了的实际情况的新理论概述；充满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后来“温州模式”产生广泛影响和对中国改革进程的推动与费先生作为一名学者的研究有重大的关系，其中很大一部分得益于费老。尤其是温州人民，在改革开放进程之中，走在改革实践第一线的同志们几乎无人不知费老的文章，并从中得到鼓舞，从中汲取营养，使得温州人不断创新理念。

　　更重要的是：费孝通先生对温州模式的定义是“以商带工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是从所有制视角来定义模式，而是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角度来作定义的，概述了温州经济发展的过程、运作的特点和区域特色。这个定义，实事求是，充满了智慧，深入人心，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并产生了巨大的效益。首先，它的确是对当时经济实践的新的理论概括，指明了温州模式的基本特征，给了改革和发展实践中的温州人民以运作的新的工具和武器，对温州乃至整个中国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作用和影响；同时，对后来避免姓资姓社的争论也产生了很好的作用，给巨大压力下的温州人民以进行新实践的力量和勇气。

　　从费孝通先生进行探讨的实例，我们可以看到：理论是如何从实践中总结概括起来又在指导实践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温州人民衷心地感谢费孝通先生。

　　认为温州人“经济结义” 富有东方色彩

　　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全国各地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温州开展了第二次创业。1994年11月末，费孝通先生第二次来温州。费老惊叹温州的变化之大。

　　1995年1月费孝通先生撰写了《家底实创新业》的文章，发表在《瞭望》新闻周刊1995年第12-13期。他把温州企业结成一个个利益共同体的现象，概括为富有东方色彩的“经济结义”，认为“走出的路子是一条适合中国农民传统意识而又有所创新突破的联合之路”。费孝通先生概述新的现象并作分析，指出：合伙经营的一大特点就是家庭或家族血缘关系密切。从合伙转向股份合作的时候，这个特点并不能一下子甩掉，这就要求领头的人既能超越传统，又懂得尊重传统，借助传统。他们一开始就看重人与人的合作，要在受挫折时，有“共患难”的心劲，发达的时候，要“苟富贵，勿相忘”，他们按功劳大小排座次，论功行赏，又设立“技能股”，重用人才。费老在文章中说，联想起《三国演义》里边的“桃园结义”，顿有所悟，温州一些企业不就是在股东之间形成了一种“经济结义”的关系，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农民意识的联合之路么？费孝通先生研究的是当时在温州逐渐壮大的“股份合作企业”，对这一备受争议的新鲜事物，他在文章中指出：这类企业既不是规范的现代股份制，也不是传统的合作制，而是兼有股份制和合作制特征的新的经济组织形式，所以被温州人定名为“股份合作制”。他肯定地认为：这是温州人民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实践当中从当地实际出发选择的一条既富民又利国的好路子。

　　费孝通先生在考察中总是能如此地尊重实践的新发展，在研究探索中所体现出来的科学精神，不但是善于将实践中出现的新事物进行新的理论探讨，还表现在他对于新事物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他在文章中指出：“日本有结合他们传统精神创造被美国称作Z式管理方法，在我眼前的这种‘结义’式的经营方式，该称什么方式呢？留着这个问题让别人去答复吧。”费先生能够把中国社会、本土文化、国民性的不同，结合到经济运作、企业经营之中进行分析研究，认为温州企业“经济结义”的运作特点“富有东方色彩”，这就为我们的深化研究导入了新思维，富有启迪。

　　鼓励温州人“闯天下”

　　1998年10月，费孝通先生三访温州，第二年3月写出《筑码头闯天下》，刊登于《瞭望》新闻周刊1999年第7-8期。

　　费孝通先生亲眼看到温州市场发生了大的变化，他说：温州起家的一个路子就是市场，是搞活流通带动了经济发展。进入90年代以来，温州的市场进入稳步发展时期。费孝通先生来看时，温州市场正在转型，借鉴温州模式搞起来的义乌中国商品城，以年成交额180亿元跃居全国第一，表象上温州专业市场的步子相对放慢，是市场转型所引起的。他的分析概述是：过去是企业依赖专业市场推销产品为主，现在的推销渠道是专业市场和市场网络并存；过去以本地市场为主，现在转向本地市场和在外市场并举；过去以内销为主，现在转向内销和外销并举；过去以有形市场为主，现在转向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并举。

　　在这个基础上，费孝通先生分析说温州区域经济正在向现代市场经济靠拢，开始向国际经济接轨。已经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洲际经济时代，温州人要筑更大的码头，远洋出海闯天下。

　　文章的末尾，费孝通先生深情地说：结束了对温州的第三次访问之后，我心里很不平静。我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温州精神所感染、所激动。我体会的温州精神就是不甘心落后，敢为天下先，冲破旧框框，闯出新路子，并且不断创新。前后三次访问温州，我是在跟着温州人走，跟在他们后边学。温州人干事情的水平在不断提高，我对温州发展的认识也在跟着提高。温州人从家庭作坊、摆脱叫卖、沿街推销、设店开厂发展到股份合作、企业集团、资产经营、网络贸易，我也似乎看到了中国的市场经济从初期的萌芽到和国际经济接轨全过程的演示，并且觉得可以从中捉摸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内在逻辑和规律。

　　费孝通先生站在中华大地上，以世界眼光环视全球各地，以对我们民族的热爱，来赞扬温州人和温州精神，赞扬中国改革发展实践的新探索，他的心愿是让祖国更加昌盛，人民生活更加美好。

　　费孝通先生说“我一生有一个主题，就是志在富民”。“志在富民”，是费孝通先生学术价值观的核心和学术研究的动力。“志在富民”，是费先生一生的意愿，又是符合时代实际的社会科学研究服务于人民大众的主题理念。半个多世纪里，费孝通先生行行重行行，沿着村庄——小城镇——中小城市——以中小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发展轨迹不断进行深入地探索，探索乡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概括总结农民实践进程中的经验。

　　今天，费孝通先生的许多学术思想和建议，已在很大程度上转化为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他的研究立足于中国，却影响了世界。

　　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化，国内的资源约束增强，环境压力加大，温州人加大“走出去”的步伐。1999年9月，中央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第二年4月《人民日报》连续报道说“数十万温州人已经先行了”。1986年有10万农民在全国各地跑供销，2000年在外温州人达到160万人，2008年有200万温州人在全国各地经商办企业，2007年年销售产品达6650亿元，相当于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当年348亿元市场成交额的19倍。在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建立温州商会180多家。2008年5月，市长赵一德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快培育本土跨国公司。2010年温州人最大的动向是走向非洲。温州人不但善于商行天下，而且已经或正在以慈善之心和慈善之举行商天下。

　　今年4月，民盟中央副主席李重庵先生对温州提出的“善行天下”给以高度重视，在云南发表讲话进行评价。我作为温州社科界的一员，作为倡议提出人，为能得到肯定和鼓励感到很是高兴。李先生认为：“温州的商人能够商行天下，非常成功，现在他们又向前走了一步，从商行天下到善行天下，这就体现出他们高度的社会责任，……这一步是需要他们的道德自觉和文化自觉，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的。”

　　感谢李重庵先生。我们温州市社科联2009年3月与市慈善总会联合举办《爱心温州善行天下发展温州慈善事业论坛》，2010年4月22日市委书记邵占维写信给市政协主席包哲东，提议将“善行天下”作为一个课题进行研究，今年6月，我们又联合举办《善行天下的温州人》理论研讨会。我们社科界将认真学习和发扬费老的精神，继续研究“先行天下、智行天下、合行天下、善行天下”的温州人，以更多的社科成果来纪念费孝通先生。